方言識多多，益處無限多！淺談會多門方言在研究國學時帶來的好處

注：本文標注國語讀音，一律採用注音符號；標注廣東話讀音，一律採用香港語言學學會粵語拼音方案；標注上海話讀音，一律採用吳語學堂拼音。並於括號內，一律標注國際音標，以俾不熟悉這些注音方案的讀者亦能知道我所講的發音。

我們當今讀書時，由於學校裡教授白話文的緣故，基本上腦中默念的都是國語。國語本身，是以北平官話為標準音。遺憾的是，官話本身在中國所有方言分支（如官話、粵語、閩語、吳語等）中，就是古音殘存最少的；而北平官話本身在官話中，又是古音殘存最少的。

並不是說北平官話處處都不如其他方言。比如「將」跟「張」這兩個字，國語分別讀作 ㄐㄧㄤ（/t͡ɕi̯ɑŋ⁵⁵/）和 ㄓㄤ（/ʈ͡ʂɑŋ⁵⁵/），可以明確看出二字的來源不同；廣東話則均讀作 zoeng1（/t͡sœːŋ⁵⁵/），反而不能分別。又如「小」「少」，國語分讀 ㄒㄧㄠˇ（/ɕi̯ɑʊ̯²¹⁴/）、ㄕㄠˇ（/ʂɑʊ̯²¹⁴/），廣東話則同讀 siu2（/siːu̯³⁵/）。但諸君若去統計北平官話所失去的古音特徵，如尖團音、入聲等，便會發現，以數目來統計的話，北平官話失去的古音特徵無疑是最多的。

當然，網絡上有各種陳年老謠，比如「某某方言當初差一票成為國語」「某某方言就是古代人說的話」，但凡稍有學習過語言學，便知道這些話有多荒謬。不過我以上有關官話和北平官話的這番言論，仍是經得起考驗的。

因着自己小時候成長環境複雜的原因，國語、上海話、廣東話、英語都是我的母語。我們所談論的是漢語，故將英語先拋開不論。我識講的方言，不過國語、上海話、廣東話三種罷了，數目並不是特別多。像趙元任先生，一生共會 33 門漢語方言，真是百年一遇的天才。但僅僅是這三門方言，亦業已給我帶來了許多得天獨厚的優勢，使我在讀書時能不被國語的弊病所限。

那麼，舉一個例子吧！《論語．憲問》：「或曰：『以德報怨，何如？』子曰：『何以報德？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。』」

孔子為何主張以「直」字取代「德」字？若用國語，我們根本摸不着頭腦，百思不得其解。「直」發音 ㄓˊ（/ʈ͡ʂʐ̩³⁵/），「德」發音 ㄉㄜˊ（/tɤ³⁵/），兩者似乎沒有什麼太大的關聯。

若用廣東話，「直」發音 zik6（/t͡sɪk̚²/），「德」發音 dak1（/tɐk̚⁵/），雖能看出兩字皆為入聲字，但發音上仍不太接近。

但用上海話的話，「直」發音 zeq5（/zəʔ³⁴/），「德」發音 teq7（/təʔ⁵⁵/），發音非常相似，皆是 -eq（/əʔ/）結尾！

此時再看上古漢語擬音。若用白一平-沙加爾系統的話，「直」擬音 /N-trək/，「德」擬音 /tˤək/，也都是 /ək/ 結尾。至此，便能發現，孔子以「直」對「德」，是因為在當時，它們的讀音是相近的。

在這個例子中，則只有上海話對古音保留的最好。若用國語跟廣東話讀，都是難以找到二字在聲韻學上的聯繫。用上海話，則還可以免去查上古音的麻煩，一讀就明白了！

再舉一個例子。唐．白居易《琵琶行》：「我聞琵琶已歎息，又聞此語重唧唧。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！」

若用國語讀，「息」發音 ㄒㄧ（/ɕi⁵⁵/），「唧」發音 ㄐㄧˊ（/t͡ɕi³⁵/），兩者是押韻的；可到了「識」字時，發音 ㄕˊ（/ʂʐ̩³⁵/），便突然押不上韻了，心裡不禁感到一陣失望！

用上海話，「息」發音 shiq7（/ɕiɪʔ⁵⁵/），「唧」發音 ciq7（/tɕiɪʔ⁵/），但「識」發音 seq7（/səʔ⁵⁵/）。雖都是入聲字，但 -iq（/ɪʔ/）跟 -eq（/əʔ/）發音就差那麼一點點，仿若數學中的漸近線一樣，只差絲毫，卻就是無法碰到，更叫人感到難受！

但若用廣東話，便有所不同了。「息」發音 sik1（/sɪk̚⁵/），「唧」發音 zik1（/t͡sɪk̚⁵/），「識」亦發音 sik1（/sɪk̚⁵/）。三字皆是 -ik（/ɪk̚/）結尾，終於令人感到舒適！在體驗到了這樣的聲韻之美後，更能明白這四句詩何以能成為千古名句。

用中古漢語擬音（鄭張尚芳系統）印證，「息」擬音 /sɨk/，「唧」擬音 /tsɨk/，「識」擬音 /ɕɨk/，果然是廣東話更接近古音。

這個例子中，卻不再是上海話保留得好，反是廣東話保留得好了。

以上兩個例子，不過上海話、廣東話兩個方言，已經能讓人在不必查詢中古、上古擬音的情況下，發現這麼多聲韻學的研究問題。若會更多方言呢？簡直不敢想像！

故以標題那句話作為全文結尾：「方言識多多，益處無限多！」